【2021年10月20日，云南大学在昆明举办“中国民族史学家尤中先生追思会”，对尤中先生学术之路进行总结，深切怀念尤中先生立德树人、献身学术的人生轨迹。追思会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正权作为尤中先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代表简要介绍了尤中先生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杨正权撰写的追思文章如下】
尤中先生是中国著名民族史学家，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中国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曾任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史教研室副主任、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所长，兼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百越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历史地理》、《中华一统丛书》编委，云南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等职。出版《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专著10余部，在《历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著、点校、主编著作20余种，学术成果超过1000多万字。
我有幸于1992年考入先生麾下攻读中国民族史硕士、博士研究生，接受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诲6年，毕业后也常受到先生的不断敦促和指点，对先生做人做事做学的态度倍感敬佩。今天，在尤中先生的追思会上，向学界同仁简要介绍先生的治学精神，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们要学习先生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心怀爱国之情笃，行报国之志，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人民做学问的远大志向，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先生1927年4月14日生于滇东北宣威县城上堡街，正值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纷飞的时期，国家和民族处于灾难深重、水深火热之中。先生7岁开始发蒙读书，12岁就能将《四书》《五经》通读成诵，15岁便能写一手精美的古体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初中毕业后，时值抗战高潮，滇地虽处抗日后方，但全国各地民主人士云集昆明，救国呼声甚高，不少民主人士以教书为名到宣威等地县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尤中先生成了积极吸收民主思想、全力投入爱国运动的进步青年之一。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思考社会问题，他坚定地认为国人四处受敌、软弱无力、贫困落后的根源就是缺乏先进思想的武装，就是缺乏科学技术知识，他痛下决心，立志走一条教育救国之路。1942年7月，他毅然投考了云南省立宣威乡村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遇到了一批道德、学问皆好，充满爱国激情的优秀教员。在这里，他成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更加坚定了教育救国的决心。谈起这段求学的历史，他无不感慨地说：“1945年春，我在宣威师范就读时，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我写这篇文章得了85分的全班最高分；后来，另一位国文老师对学生说：‘奸人知识，足以济奸’，意思是有学识而无道德，则该学识足以帮助这个人干坏事。之后，我一直以二位师长的话自勉，不仅用渊博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且以高尚的爱国主义道德情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46年7月，宣威师范学校毕业后。正值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与共产党争夺胜利果实，昆明掀起了反蒋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高潮，心潮澎湃、气宇轩昂的尤中先生离开故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昆明这座民主运动的大熔炉中，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为更好地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志向，来到昆明后，他先后担任了圆通小学、寻甸县款庄中学、昆明市景星小学、昆明市第六中心小学任教，并任中心小学校长。1949年9月，为了进一步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他考取了在国内外闻名遐迩、具有光荣的民主运动传统的云南大学。
1954年8月，他因成绩优异，被遴选留校任教，并从此与中华民族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先生说：“1954年秋天，我毕业留校，分配我跟方国瑜先生进修云南民族史。我的毕业论文是《辛亥革命》，虽然在四年级时，方国瑜教授讲授的云南民族史，我考了90分的全班最高分，但对云南民族史我没有打算作更进一步的钻研，我不愿意向这方面发展。因为周总理来云大，特别指示要研究云南的少数民族，以利于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才使我决心在这方面下功夫。”周总理的一番话成了先生的定心丸，他像一艘找准了航向的帆船，从此踏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并终身为之奋斗，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
我们要学习先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实事求是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神基础，学术研究是永无止境、不断探索的过程，既要解放思想，也需严谨、较真；既注重独立思辨不人云亦云，又讲求理性质疑，不迷信权威。只有“真”做学问、“真”做科研，才能得“真”学问、出“真”成果；只有敢于突破、敢闯新路的追求和志向，才能开拓新域、攀至新高、抵达新境。先生一生从事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他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事实为依据、以正确的史料为基础、以扎实可信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依托，本着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做学问，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模范。
坚持读万卷书。18世纪中叶，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马克思的坐椅下留下了一对深深的透入地板的脚印，这是世界伟人马克思求知的足迹。然而，一谈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室里，坐着一个小凳子，将所有馆藏的古籍逐架逐卷、逐本逐页地读遍的年轻人，知情者无不肃然起敬！这位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今天的尤中教授。著名史学家郭毅生介绍说：“人们阅读尤中先生的著作，不能不钦佩他掌握资料的丰富。许多史料是他从蛛网尘封的‘故纸堆’中首先发掘出来的。在当年的云南大学图书馆，有一个年轻教师经常去到参考阅览室。久之，他把这里有关历史和民族的书读干净了。这时，书库的管理员有感于他治学的勤奋，也许嫌麻烦经常给他取书和上架还书，便特别通融让他进书库去选读自己需要的书。获得这个特许机会的不是别人，正是笃学心诚的尤中。”据尤中先生介绍说，除了“经”部之外，所有史籍他几乎遍览无余。尤中先生治史有以下特点：一是勤做卡片。迄今为止，他已做了两万余张卡片，有的卡片因年岁久远而纸质泛黄，却终因有用而倍加珍惜。二是严加校勘。先生读史并非不求甚解，而是逐本逐页、逐字逐句地读，所读之书天头地角留下了他密密麻麻的手迹，这些眉批脚注或是对文字的比勘、考订和诠释，或是记录自己之独到见解等。三是不忽视档案甚至野史。他说：“研究民族历史，单靠正史远远不够，大量的档案史料、地方史志乃至野史，只要对其严加考辨，亦不乏其史料价值，是对正史的极好补充。”四是广泛吸取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他说：“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应将汉文史料、民族文字史料、民族学调查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史学界的最新成果进行对比研究，才不至失之偏颇。汉文史籍对边地民族往往着墨不多，研究这些少见于经传的民族，非得多学科结合对比研究不可。”
坚持行万里路。尤中先生对社会调查情有独钟，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历史学科与调查研究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现状是历史的发展，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一直延续保留至今；各民族现在保留的很多东西可以解释过去，发展越是落后的民族保留过去的东西越多；所以，对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社会调查既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又可以帮助解决现实生活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多次参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博采活史料，撰写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史料大大地充实了他的授课内容，学生得益不少。1960年，尤中先生参与了吴晗主管、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具体负责编绘中国古代西南的南诏、大理国及元、明、清时期的疆域图，他和编绘组的同志一起对中国西南边陲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进行了全面考察，往返行程8000多公里。说起这段历史，尤中先生无不自豪地说：“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我们背负行囊，足迹踏遍了澜沧江、怒江、红河东西河谷，我们有时同边疆民族同胞同吃同住，有时风餐露宿，有时还要穿越野兽出没、蚂蟥遍地的原始丛林。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兄弟民族的热情好客和祖国边陲的壮丽河山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尤其让我们激动的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件事关边疆安定、民族团结的大事，所以再苦再累我们也能坚持！”这是一位老史学家发自肺腑的话语啊！“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深入调查研究，给尤中先生积累了大量的边疆史地方面的活材料，他的大部分专著就是在充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撰成的。
我们要学习先生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知识分子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献身学术、矢志不渝、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潜心研究的大学问家。
立志建造学术金字塔。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并留校任教的尤中先生开始讲授云南民族史。本来，他的教学和科研方向只是云南民族史，但胡适的一句话“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给了他启迪和思考，构建一座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术金字塔是尤中先生早年立下的大志。先生说：“胡适之说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就做学问这一点而言，这话并不无道理。留校当初，我的教学和科研方向本来只规定为云南民族史。但我认为，只局限在云南这个范围内研究，不可能把云南民族史讲清楚，因为云南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与全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所以我一开始就决定建造金字塔，注意广泛汇集全国各民族的历史资料，同时与云南各民族的历史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这就能使我们扩大视野，把握对云南民族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方面的深入。1983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便能够顺利地写出《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等教材，并接着撰写《中华民族发展史》。如果，我在50年代一开始时，没有建造金字塔的构想，现在就不可能写出这些题材广泛的教材。”先生就是这样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师从前人，又敢于超越前人，在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视野，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为构建中华民族史这座博大精深的金字塔，尤中先生几乎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耗尽了，他要么把自己整个地关进史料的海洋里，要么足迹踏遍民族地区的山山水水，转瞬间，他变老了，属于他的只有满头的银发，然而，闰余成岁，积年而丰，他变富了，变成了一位海内外皆晓的知识巨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古诗也是先生晚年的真实写照。从白手起家、填补空白，到赶超先进、跨越极限，先生凭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不断超越自我、勇攀高峰，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领域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先生坚守岗位、扶案疾书、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唯恐落后，为人民做学问的痴心不改，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终身的壮心未已。先生耗时60余年之久、字数多达460多万字积大成之作《中华民族发展史》这部巨著绝大多数内容都是退休以后完成的。2005年3月25日，该书正式封笔完稿后，尤中自叙的一首古体诗藉以表达心情，诗云：“七十余年勤学业，文林跋涉未停歇，史笔书尽往古事，留得宁静和淡泊。”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认定一个目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永远勉励着后人。
我们要学习先生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学术研究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和勇气，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寻新路径，创造新业绩。搞研究，做学问，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涉禁区，敢于挑战权威，敢可涉足未知领域，才可能有新发现，才可能不断地接近真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伟大先行者。
跳出云南看云南、走向全国看云南、走向世界看云南、跳出学科看学科、大胆构建学术金字塔，这是先生学术创新的气魄、格局和理念。先生说：“如果只局限在云南这个地域范围内的研究，不可能把云南民族史讲清楚，因为云南各民族历史的发展，与全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所以要弄请云南的民族历史、西南民族历史、中华民族历史就必须有国家视野、国际视野，要建造一座体系完整的自己的学术金字塔。”先生的著作《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出版，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巨著的问世，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一辈子的艰苦跋涉，一辈子的辛勤耕耘，先生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中国西南边疆变迁、西南各民族的源与流、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受国内外同行、专家的称赞。1957年12月，先生长达3万字的《汉晋时期的西南夷》一文被《历史研究》第12期全文发表，该文科学地论述了汉、晋时期西南边疆各民族的族源、族际关系、社会性质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往来情况，向学术界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西南边疆各民族的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在国内外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其观点纷纷被苏联、日本、越南等国际学者所征引。
先生公开出版了《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沿革史》《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等十余部专著和《汉晋时期的“西南夷”》等数十篇论著，从时间而言，上起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下迄清代，纵贯古今上百万年。从空间而言，以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为中心，涉及广西、湖南、西藏以及大量跨境民族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南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正确阐述了各民族的源流、民族关系，历史上各个时期统治阶级对西南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机构及其施行的统治政策，并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很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填补了那个时期我国的学术空白，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如1957年出版的《南诏史话》廓清了唐代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弄清了南诏王室的族源及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并阐述了南诏是一个独立于王朝之外的一个民族政权的观点。《云南民族史》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便是在解决众多疑难问题的基础上，完成了云南古代众多民族的民族识别工作，把云南各民族古代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理清，第一次形成了一部系统完整的云南民族史著作。该书被云南的大多数高校和国内民族院校作为指定教材。《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引用丰富史料，分先秦、汉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年间、南诏大理、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阐明了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各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称谓及其历史变迁，论证了它们的族系源流及其与近代西南各族的关系，系统地反映了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各民族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中国西南民族史》所论述的各古代民族，分布于今云、贵、川及两广、两湖、西藏等邻近省区，从宏观的角度来阐述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研究西南民族的著作，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严谨的西南民族通史。该书是西南民族史这门学科的奠基石，被国家和省级教育部门评定为一等奖。过去出版的各种中国民族专著，实际上都是讲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并不包括汉族在内。460多万字的巨著《中华民族发展史》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史料，严谨而深刻的分析，把夏朝至清末漫长历史时期中各个历史阶段，中国众多古代民族的产生、演变、发展、形成的复杂历史进程及其族系源流进行了全面、系统、细致的论述，构建了一个独具学术创见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体系。全书体大思精，独具学术创见；史料宏富，独成一家之言；影响深远，独具重大学术价值。则是全面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述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发展史，这在国内史学界实属首创，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中华民族史。
我们要学习先生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光荣的人民教师最好的讴歌。教师就像蜡烛，燃尽自己的鲜血，却照亮了别人智慧的天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在小学的教坛上耕耘了8年，在大学的讲台上一站便是60多年！1954年，他留校任教，讲授历史专业学生的中国民族史课程；1978年春季，全国恢复技术职称，先生被提升为副教授，并于198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先生被晋升为教授，1986年，先生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于1987年正式招收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先生注重用研究成果促进教学，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云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史（先秦、隋唐五代、宋部分）、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十多门课程。60年多来，从先生的门下走出了数百名本、专科生，20余名硕士研究生，14名博士研究生。还为美国、日本博士生讲授了中国古代交通史、中国西南民族史等课程，深受中外学生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都曾邀请他去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先生的弟子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有的成了祖国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有的漂洋过海成为异国他乡的知名学者、专家。目前，在国内阵容强大的中国民族史、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队伍中，有不少骨干和名家都出自尤中先生的麾下。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学识渊博，深受学生爱戴。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先生爱生如子、乐教不倦、耐心引导、循循善诱，使我终身难忘。遇到先生是我人生的大幸，我是先生最幸运的学生之一，跟随先生整整六年，先生不仅把我当作他的学生，更是视为自己的孩子，六年的课堂是先生家里的简陋书房，每堂课只有我一个人上课，先生一对一地耳提面命，通常是研讨式教学、谈心式教学，经常上完课就在先生家里用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先生亲自下厨给我炒菜的身影。由于上研究生工资太低，通常只能保吃饭，没有零钱买自己喜欢的书，先生说“我的书房就是你的书房，想看什么书尽管拿回去看”，从此解决了我买不起书的问题，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先生还用自己的稿费给我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后来我问了我的师兄师弟，先生也是这么对他们的，我听到后深受先生把学生当孩子的情怀动容，感受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回顾先生一生教书育人的历程有以下特点：一是授课生动活泼、一丝不苟；二是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三是不拘一格、鼓励创见；四是仁慈谦和、提携后学；五是教书不忘育人；六是爱生如子、关怀备至。从先生门下走出来的学生一致认为：先生不是慈父胜似慈父！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生堪为人师、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学生做到的，先生自己必须率先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谨治学”是尤中先生的座右铭。先生生活极其朴素，穿着非常平常但不失儒雅风度，一生安贫乐道，不吸烟，不喝酒。一生仅有的两大爱好就是买书和种花，几十年来养成每周逛一次书店的习惯，他那拥有上万卷藏书的书房便是这样日积月累而成的。此外，他格外关注的另一件事便是养花，一入他的府上，置身于清香四溢的花丛中，倾听先生满腹经纶的雅论，实在是一种享受！先生生活颇有规律，具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早练一个小时，八点至十二点看书，十二点至下午两点午睡和午休，下午两点至七点看书，七点至九点晚餐、晚练，九点至凌晨两点看书，两点以后休息。据先生说，这一作息时间，他坚持了60多年。先生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什么虚名，对待荣誉和名利他采取“退后一步天地宽”的态度，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他说：“荣誉、地位、金钱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一个学者来说，培育英才、著书立说才是流芳百世的事业！”这是先生的肺腑之言，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子欲敬而亲不待”。如今，先生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与先生朝夕相处、快乐学习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云南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更是中国学术界的巨星殒落。谨赋词《广寒秋·悼尤中先生》寄托我的哀思：
一生清苦，躬耕杏坛，桃李遍布神州。著书立说七十载，继绝学，终成大家。
花凝泪痕，水放悲声，裂肺撕心疾首。一代国师乘鹤去 ，人世间，再亦无师。
